框哥说：“在一个从未重视过垃圾处理的国度，人们有一天发现，也许安装几个大炉子，把垃圾塞进去焚烧，把固体变成气体，把可见变成不可见，就是极完美的方式。这个国度如今有将近300座垃圾焚烧厂，它们真的能完成历史使命，不带来一点危机吗？”

中国人似乎不太重视垃圾处理。这个国家的所有土地都有被垃圾覆盖和侵占的可能，说垃圾围国，一点都不为过。

按照国家发改委的“十二五规划”，中国在2015年至少拥有300座垃圾焚烧厂。毫无疑问，中国将迎来垃圾焚烧项目的大跃进。现状是一方面政府、企业大力兴建垃圾焚烧厂，另一方面则是公众的不断质疑。

安徽芜湖生态中心是一家本土环保组织，自成立以来，主要收集中国的垃圾焚烧厂信息。在他们开发的“生活垃圾焚烧信息平台”上，有一张全国垃圾焚烧厂地图，标有将近300座垃圾焚烧厂，有的已经运营，有的正在建设，有的仍在规划之中。2012年，芜湖生态中心对全国122座已投产垃圾焚烧厂运行情况进行信息公开申请，只获得42座焚烧厂的排放监测数据。调查发现，垃圾焚烧厂污染物排放超标屡见不鲜，标准亟待提高。
    垃圾焚烧厂总是显示其友好和透明，力图缓解和公众之间的矛盾。为了说明对环境清洁无害，无锡的一个垃圾焚烧厂特意在周围布置了绿色自然的环境，还把厂房刷成清新干净的颜色。

无锡锡东垃圾焚烧厂也在这个信息平台上，2007年，无锡黄土塘村村委会以建太公庙为名征集村民签名，偷梁换柱为“锡东垃圾焚烧发电厂签名”，并开始招标。当这座奇怪的“太公庙”偷偷点火，发出强烈的臭味，村民才意识到这是垃圾焚烧发电厂，而后开始有所行动。工厂被迫偃旗息鼓至今，当年投资13亿元，计划每天处理垃圾2000吨的焚烧厂，如今用“亚洲最大的废弃垃圾焚烧厂”来形容更为合适。

无锡市原先有三座垃圾焚烧厂，政府百思不得其解，那些建设更早、环保治理设施更差的项目为什么没有人反对？垃圾如何处理，确实挑战着公众的敏感神经和政府的公信力。人人都制造垃圾，但没有人愿意生活在垃圾处理设施的周围，政府应当尽可能公正、透明地处置这些事务。实际上，中国目前没有一个城市能够在垃圾管理这个问题上表现出色。

中国当前最引人注目的环境争议还是垃圾处理项目，2006年以来，北上广等地，都发生过较大的“公众与垃圾的战争”，其中焦点一是程序不正义，二是风险不可控。

资深环保人士毛达，一直在研究“环境运动史”。2006年，北京海淀区六里屯周边民众不同意在垃圾填埋场内再修建一座垃圾焚烧厂，于是项目取消并迁址到北边的苏家坨村，如今已经快建成投产。但负责该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在报告中部分涉嫌造假。为此，毛达所在的环保组织提议，要求取消其甲级环评机构资质。

在毛达的视野里，居民抗议最成功的案例当属潘官营村村民抗议“秦皇岛西部垃圾焚烧厂”，而该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单位也是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

秦皇岛市潘官营村还留有废弃厂房，当初使这一项目上马的重要依据是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于2009年做出的长达数百页的环评报告。在报告的公众参与部分写道，100%的公众支持项目的建设和选址，附上的100份公众意见调查表中，“填写者”几乎全都表示同意。实际上，这其中未经核实的有35人；剩余65人确有其人，全部表示“调查表不是本人所写，且不同意在该地建设垃圾焚烧项目”。最终37个村委会共同盖章，1500多人签名反对该项目。

2011年5月，河北省环保厅撤销了于2009年出具的该项目环评批文，明确要求环评报告重新获批之前，该项目不得施工建设。“胜利”虽然小，但也喜人。而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经此一役，资质从甲级降为乙级。
南京水阁垃圾填埋气发电厂内的垃圾山上，拾荒者正在翻找着需要的东西，周边居民经常投诉其臭味干扰生活。据悉，江宁铜井垃圾焚烧厂投入使用后，水阁垃圾厂将会停产封场。

毛达一直在关注另外一宗案件，该案以“中国垃圾焚烧第一案”之名引发过公众思考。江苏海安市民谢勇的家离海安垃圾焚烧厂不过190米，儿子谢永康出生被诊断为脑瘫、癫痫，于是谢勇将垃圾焚烧厂告上法庭。该案一审时，海安县法院以“因果关系举证不足”为由，判谢勇败诉。但二审的南通法院认为此案应遵循“举证责任倒置”原则，由垃圾焚烧厂证明其生产无危害。然而2011年12月，江苏南通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依然认定海安垃圾焚烧厂不需要对谢永康成为脑瘫儿童负责。

举证责任倒置是全球通用的环境保护法律方面的措施。因为污染与人体之间的关联度存在着大量的不确定性，出于对受害者的保护，采取“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法律手段，强迫污染方去排除关联，而非让受害方证实关联。使受害者权益得到保障，也约束企业对周边公众和自然界产生足够的敬意。

事实上，垃圾焚烧排放出的物质上千种，目前人类已知并监测的，不过是粉尘、一氧化碳、二氧化硫等几项。其他诸多物质究竟是什么，有什么影响，无人知晓。
北京高安屯垃圾填埋厂，刚填埋好的垃圾被覆盖了一层高密度聚乙烯膜。

北京市西郊鲁家山，新近建成一座垃圾焚烧厂，厂区原本属于首都钢铁公司。除了垃圾焚烧厂的职工，周边不容易见到村民，但潭柘寺离焚烧厂直线距离不过5公里，而旁边的村镇仅隔一两座山头。刚开始时，鲁家山垃圾焚烧厂叫“生物质能源发电厂”，但后来还是用了“垃圾焚烧厂”的名号。

2010年，该厂开工建设的时候，律师黄小山专程去探访。当年是北京公众与垃圾焚烧厂博弈最激烈的年头，但工厂开工前，规划、立项、环评、土地征用等一系列程序都捂得严严实实。鲁家山藏在深山人难知，做环境影响评价时，几乎不需要征求公众意见，只需首钢集团同意就行，更何况首钢甚至可能握有该项目股份，审批过程自然顺利。

黄小山还发现，鲁家山垃圾焚烧厂投资21亿元左右，设计规模每天焚烧垃圾3000吨，理论上是亚洲最大的单体垃圾焚烧厂。一辆大卡车一天能拉30吨垃圾，每天至少需要100车次的运输，而工厂离垃圾产地至少有30公里。耗费多少燃油，排放多少污染，这与垃圾发电厂生产的电能相比是增益还是损耗？非常明显，“发电”成了所有垃圾焚烧厂上马时心照不宣的抓手，好像全中国到处缺电，需要垃圾发电来抓紧供应。
   北京北五环清河小营东侧，是北京绝大部分塑料制品垃圾的回收集散地，这些塑料垃圾制品在进焚化炉之前一般都会被挑选出来再次利用。

        上世纪90年代后期，北京大体形成了几个大型填埋园区处理垃圾。填埋场一般占地广大，在周边辟出一小块土地，修建焚烧厂，似乎可以让垃圾园区“永续利用”，不过在2006年，北京要在六里屯和阿苏卫填埋场周边再各修建一座垃圾焚烧厂，遭到周边居民的激烈反对。尽管如此，不管居民如何参与博弈，北京的垃圾焚烧格局大体已定。当然，民众参与的好处也显而易见，北京所有垃圾焚烧厂不惜增加投资，常规净化装置之外，额外再加一道尾气净化，向居民“示好”。

另外一个改变是垃圾焚烧厂把自己打扮得相当“友好”。鲁家山垃圾焚烧厂厂房涂满了绿色，显得生机盎然，它的烟囱远远看去还以为是个热气球。所有的垃圾焚烧过程的排放数据都会在门口的显示屏上公示，监测数据也会及时传到环保部和北京市环保局的网站上，公众可以随时查询。高安屯垃圾焚烧厂自2009年之后每个周四向公众开放，任何人都可以前去参观。
    长春市远达大街一个拆迁空地上的废旧泡沫堆着火，浓烟腾空而起。附近居民说，这个空地上堆放的几乎都是拾荒者从旧冰箱上拆下来不能卖钱的泡沫，曾多次人为点燃，造成极大污染。

2013年初开始，毛达所在环保组织对北京愈演愈烈的露天垃圾焚烧现象开始进行记录和干预。收集的数据显示，垃圾露天焚烧所产生的二噁英是现代化垃圾焚烧炉所排放的2000~3000倍。国外学者也曾得出结论：“废弃物焚烧厂及回收设施附近城镇居民的癌症死亡风险偏高，且具有统计学显著性”。一些发达国家经验表明，只有增强风险监测，才是应对垃圾焚烧可能带来的环境隐患的理想办法。

2013年9月，国务院发布“大气污染防治实施计划”，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大量的垃圾焚烧厂，会不会对当地环境造成新的负荷？现在空气治理是全国各省的重大政治任务，北京到2017年PM2.5年均值要降到每立方米65微克以下。如果北京几大垃圾焚烧厂同时开工，对雾霾治理无疑是一个重大挑战。

可以预见的是，垃圾焚烧产业仍在摸索的路上，它在中国的未来将是一个变数。对于那些着急忙慌投资垃圾焚烧产业的企业和资本来说，是一个必须警惕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