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消费了世界最多的资源，产生了最多的废弃物，但也采取了最先进的解决办法。”3月24日，《自然》杂志发表了一篇名为《来自中国的经验》的评论文章，再度聚焦中国循环经济的政策与实践。

“中国消费了世界最多的资源，产生了最多的废弃物，但也采取了最先进的解决办法。”3月24日，《自然》杂志发表了一篇名为《来自中国的经验》的评论文章，再度聚焦中国循环经济的政策与实践。

评论文章的作者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教授约翰·马修斯表示，过去10年里，中国已通过设定目标、实施政策、经济手段和规章制度，在世界范围内领先推动废弃物材料的循环利用。

这并非中国循环经济话题首次登上此类顶级期刊。“中国循环经济的确吸引了国际关注。”上海交通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耿涌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

“国外关注中国循环经济，是因为中国是目前唯一从国家层面真正抓循环经济建设的国家。”耿涌说。

2012年，国务院印发《循环经济发展战略和近期行动计划》，成为我国循环经济领域首个国家级专项规划；2014年和2015年，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先后印发循环经济年度推进计划；2015年工信部印发《京津冀周边地区工业资源综合利用产业协同发展行动计划》。

相较于中国的“政府引领”模式，西方国家更多是自发行动。“这样的做法效果差，也无法切实推行循环经济，所以他们特别希望能在他们的体制下学习中国经验。”耿涌说。 “我们认为中国在这方面相对世界其他国家有很大潜力。”评论文章的合作者、澳大利亚纽卡斯尔大学国际商务高级讲师谭浩告诉记者，中国拥有自上而下的推进力度，也具备由于产业聚集而产生的落实循环经济的先天优势。

根据国家统计局2015年发布的我国循环经济发展指数，以2005年为基期计算，2013年中国循环经济发展指数达到137.6，平均每年提高4个点。

苏州新区等产业园区的发展引起国外关注。“根据苏州新区的数据，在2005年至2010年期间，该区的能源密集度降低了20%。”马修斯说。

不过，由于对中国循环经济的理解和实践程度不同，中西方对中国循环经济未来发展的判断有所差异。

马修斯认为，到2025年，中国将产生占世界1/4的城市固体废弃物。未来，中国需要制定国家目标和路线图，以达到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一样的资源密集度。

“最关键的是建立客观、透明、有效的评价体系，并给予循环经济表现优异的地方政府、工业园区和相关企业经济或非经济性质的奖励。”谭浩说。
对此，耿涌并不认同。“由于经济转型，中国的固废产量已经达到峰值。”耿涌说，“不过，我们面临的固废处理的确有很大压力，关键是如何通过技术进步和市场手段的综合利用真正把相关市场培育处理，通过市场机制来处理，不是完全由政府包办，不然违背了经济规律，也无法真正实施。”

在耿涌近期发表于《科学》杂志的另一篇关于中国循环经济的文章中，他认为，中国政府是推动循环经济的主要机构，但不幸的是，不同政府部门和地区制定的项目和规章制度中存在矛盾。

“我们不能为了循环而循环，而要通过建立恰当的市场机制来处理。”耿涌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