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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资源产业不仅是全球范围内建设绿色经济、也是中国实施绿色化发展的制高点，不但可以为工业生产提供替代自然资源的原料，还可直接提供再生产品，为节约资源、发展循环经济和保护环境提供物质基础与技术保障。 据预测，至2030 年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在全球原料供应量的比重将由目前的30%提高到60~ 80%，而在当前全球经济低迷、传统产业发展不振之际，再生资源产业将有望成为许多国家新的经济增长点。 近年来中国再生资源产业发展迅速，年增速高于同期GDP约 3~4%，资源加工利用走向规模化和高值化，许多规模化骨干企业和大型基地有力带动了技术装备制造、物流等相关产业发展，再生产品得到高值利用，业已形成了新的经济增长点。 清华大学研究显示，通过发展再生资源产业，中国再生铜、铁对原生资源替代比例可新增25%以上，资源对外依存度可下降约30%，并于2025 年替代进口资源成为中国主要供应渠道，最终可将铜与钢铁的对外依赖度降低至10%以下。 资源再生利用不仅是中国环保战略性及未来绿色化发展的重要内容，也是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约占节能环保产业总产值的60%以上。但在世界经济放缓、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之际，其未来的发展已引起了广泛关注。 何去何从：环保工业园区的机遇中国是世界上物质投入量最大和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仅1990~2010年间金属矿产消费就增加了10多倍。与此同时，废旧机电产品、废弃电子电器产品等社会消费品年报废量2亿吨以上，进入报废第一波高峰期。 修旧利废、物尽其用是中国人的优良传统，不仅是提高资源效率的重要途径，也是再生资源产业发展的文化基础。中国自然资源人均拥有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的矛盾长期存在，提高自然资源利用效率，是实现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就此世界再生网总裁陈戍寅指出，相关统计显示，中国再生资源产业每亿元产值可安排就业500~800人，业已成为当今中国最具发展活力的新兴产业之一。 再生资源产业劳动力密集，吸纳就业能力强，产业关联度大，涉及城镇生产、流通、消费和最终处置的全过程，其发展也势必对城镇生活方式、消费理念的转变，以及城镇生产方式的提升和生态环境的建设起到良好的服务功能，在政治、经济、环保等领域可与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实现全过程的深度融合。 回顾历史，2005年时德国再生资源产业年产值已达500亿欧元，并创造了20多万个就业机会；而美国的再生资源产业2005年产值为2400 亿美元，与其同期的汽车制造业相当——美国时为全球第一汽车制造大国。 据中国产业调研网发布的2015年版中国再生资源市场现状调研与发展趋势分析报告显示，2014年中国再生资源回收企业已达10多万家，从业人员逾1800万人，废钢铁、废有色金属、废塑料、废轮胎、废纸、废弃电器电子产品、报废汽车、报废船舶等八大类别的主要再生资源回收总量约为24470.6万吨，同比增长5.0%，其中增幅最大的是报废船舶，同比增长109.6%；其中中国十大品种再生资源回收总值为6446.9亿元，同比下降0.4%。 总部设在宁波的世界再生网（原世界废料网）目前拥有注册会员25万以上，在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拥有供应商近8万家，根据对世界再生网国内外会员及其关联企业的长期跟踪调研结果，陈戍寅认为中国再生资源产业正经历着30多年来最大的一次危机与变革。 “当前中国再生资源行业发展已逐渐呈现出三大变化趋势：首先是环保型工业园区的出现与高速发展；其次是专业回收企业开始出现，回收渠道开始走向‘两网合一’；第三个变化是回收价值链形成，资源再生产业出现从原料到产品的全产业链的组合。” 他说:“随着政府对于环保工作与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的不断加强与重视，中国再生资源的回收业务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大量的环保型工业园区得以在全国建设，而且一批极具实力的专业回收企业也开始出现，二者未来都还仍有巨大的拓展空间。” 陈戍寅表示，所谓的“两网合一”是指环卫系统与再生资源回收系统的融合，在传统上二者虽有交集、但却基本各行其是，并没有能够充分发挥出彼此合力的优势，但这种状况在当前已经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并且有加速融合之势。 “4月住建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环保部、商务部联合公布了第一批26个生活垃圾分类示范城市（区）名录，宣告垃圾分类工作自此不再是环卫部门牵头，而将由市（区）政府直接主导、多部门联动，这也宣示着环卫系统与再生资源回收系统的‘两网合一’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 陈戍寅说：“环卫系统由政府主导，有保障、有渠道、布点多；而再生资源回收系统则以民间资本为主体，切合市场实际、发展快，二者的融合无论对于传统环卫系统的发展、还是对于促进再生资源的回收利用，都将起到前所未有的促进作用。” 事实上，早在2006年起，商务部便已会同相关部门开展了以回收站点、分拣中心和集散市场建设为核心的“三位一体”回收体系试点，到2012年试点城市达90家。 2009~2012年，中央财政累计投入33.5亿元，支持75个城市新建和改扩建51550个网点、341个分拣中心、63个集散市场；同时支持建设122个区域性回收利用基地，有效推动了试点城市向网点布局合理、管理规范、回收方式多元的方向发展，试点城市重点品种回收率超过60%，回收利用基地对再生资源利用企业和城市矿产项目形成有力支撑。 预计到2020年，中国将建设区域性回收分拣基地200个，专业分拣中心2000个，与遍布全国城乡、网络纵横的回收站点有效衔接，形成完善的再生资源回收体系，与以再生资源加工利用为主的城市矿产基地形成有效对接。 分区域看，分拣中心增长较快的地区集中在华北、华东和华中地区，其中华北地区分拣中心增加最快，东北地区自有产权分拣中心最多，华中地区次之。 未来几年，中国将初步建立起拥有现代回收方式、先进的技术设备、完善的回收网络、良好的分拣与处理、规范化管理的废旧商品回收体系，使得全国主要品种再生资源回收率达到70%。 就此陈戍寅表示，中国的垃圾分类并非如有些人所说的那样不堪，而是全球做的最好的国家之一：“在实际生活中，负责打扫卫生的城市清洁人员在工作过程中对可再生资源的分类及收集已经做的非常彻底，几乎没有什么‘漏网之鱼’，就效果而言，其实要远远好于许多发达国家。” 陈戍寅表示，基于这种事实，中国的垃圾分类其实只需要做到“干湿分类”即可：将餐厨垃圾与普通垃圾分开处理，分别予以焚烧或掩埋——在进入焚烧炉或填埋场之前，再次经过社会资源回收人员自主收集的两类垃圾，其中可回收利用的再生资源已然几近于零。 “在二网合并前，环卫系统回收的垃圾是干湿不分的，但其中的餐厨垃圾由于含有太多的水分而不利于焚烧，因此必须要对其进行单独的处理；而对于填埋场而言，最为头痛的是那些难以降解的物质、如塑料，其降解周期长达数十、上百年，对于土地的污染是长期的。” 陈戍寅说：“未来如果环卫系统与再生资源回收系统能够真正做到深度融合、二网合一，其所带来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都将会非常可观，而且相关公司也将非常的强大。” 他指出，二网合一将会促进回收价值链的形成；而在抓住源头后，企业便可专注于产业价值链的发掘：“事实上，当前资源再生产业已经出现了从原料到产品的全产业链的组合，而这也是在国外已然得以证实的一种成功模式。” “如意大利，其根据《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EEC条约）规定由市政府组织和管理废塑料的分类收集、由塑料回收组织将PET聚酯透明塑料瓶回收再生。意大利corepela公司就此与相关公司签署协议，垄断了PET塑料瓶的回收，月处理量达到1.5万吨——但它只做产业链的上游，下游的加工企业并不属于该公司，不仅避免了巨大的经营风险，而且公司的利益在下游公司的激烈竞争中得到了最大化。” 利用废旧回收PET瓶作为再生PET原料的工艺，正是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意大利，在很短的期间里欧美各国相关行业陆续发展出各类再生工艺。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塑料回收商，美国Wellman公司第一个看到废料回收的潜在市场。通过将聚酯容器和生产废料加工成有用的薄片或粒子，他们建立了第一条聚酯包装和纤维再生的回收链。1993年他们推出了第一种用废聚酯制造的聚酯纺织纤维(Fortrel Eco Spun)。 这是一种全新的纤维，由100%的回收pet聚酯透明塑料瓶制得，可用于服装、家庭装饰、机织针织的背包及毯子、T恤、运动服、软包和袜子等。目前，Wellman拥有世界最大、最先进的塑料回收设备，通过合适的熔融挤出过程将普通的聚酯容器转变成有价值的聚酯和纯净的聚酯产品。 日本东洋纺公司用再生聚酯原料生产出REPET各种最终产品，如各种衣物、手套、包、窗帘、雨伞及汽车内垫等。1996年起，日本可乐丽公司通过热处理将PET聚酯透明塑料瓶地毯(包括绒毛、基布和粘合剂)回收制成家用瓷砖和粗地毯等。1996年起，帝人公司从再生工厂购买回收聚酯碎片和粒子，再进一步精制加工成为聚酯纤维的原料——聚酯粒子。 陈戍寅认为，这种模式是中国资源再生公司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企业经营从产业链、产品链、价值链着手，实现再生资源从源头到产品的价值最大化，以及从产品原料到产品的全产业链的组合，而产品价值链将是未来企业的核心。 就此他表示，未来很快也将涌现出若干的中国版Wellman公司：“桑德环境公司是最有可能成功发展这种模式的企业之一，在此之前桑德在环卫领域已经布局多年，基础远比其他同类公司打的要好。” 但与此同时陈戍寅也指出，虽然未来长期看好，但中国再生资源产业当前却正经历着最为困难的时期，整体业务量在几年内较最高峰时期已下降60%。 “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最先倒掉的是过度扩张、负债率最高的企业；2009年行业景气有所回升，但从2010年至今却再次处于下跌通道，那些实力较弱、在大环境较好时没有及时发展壮大的企业也开始吃紧，接连有企业在不断倒闭。” “ 在其余留存下来的再生资源企业中，天津子牙工业园区的废金属类企业已几乎全部歇业、所剩仍在坚持经营者寥寥无几；浙江镇海的园区仍在运营的废金属类企业约为全盛期的三分之一，其中从事集装箱业务的企业已基本丧失殆尽，只有做散货贸易的企业仍在坚持；广东、台州的情况较好，因为其货源来自日本、综合成本较低，关停企业约占一半；广东清远相关企业也已关停近半，尤其做铜的企业压缩很大。” 事实上，由于中国需求减少，进口再生资源价格走低、差价缩小，国际再生资源向中国出口减少，其中欧美再生资源基本在其国内得以消化。 “但日本情况有所不同，其国内没有处理低端再生资源产品的产业链，因此其相关再生资源必须出口——价格随行就市，但目的地大多在中国，这对于中国企业是一个利好因素。” 就此陈戍寅指出，未来或将只有广东台州、清远的相关资源再生企业依托日本能够坚持下来，而其他各省市的园区则困难重重，恐将难以长期坚持：“这个时间并不太久——如果明、后年的市场行情仍然继续走低，绝大多数的相关企业都将关停并转，而且剩下来的企业也将极其艰难。” 但与此同时他也强调，当前相关企业如能及时转型，则仍将有机会获得突破与发展：“这主要是得益于中国的再生资源回收量增长很快，这一点在天津子牙园区得以很好的体现，其报废汽车以及废弃电器电子产品拆解企业发展很快、并已渐成规模，业内废弃电器电子产品拆解龙头企业格林美也已入驻。” 对此陈戍寅特别指出，京津冀一体化的实施，对于天津子牙园区是得天独厚的特殊机遇，必须要抓住契机、实施转型，而这也将是许多曾经专注于进口再生资源专业园区的发展方向：“预计未来十年将有更多的园区会转向与当地城市矿产的配套建设——估计会有一半。” “这些环保型工业园区将成为与其所在城市的环卫及再生资源回收系统相配套、旨在集中处理城市垃圾、城市矿产等的专业园区——诸如餐厨垃圾利用、废旧轮胎、塑料加工、废玻璃、废旧电器电子处理、报废汽车破碎等。” 就此他强调，这种转型也还与工业园区所在的位置密切相关：“据测算，中国城市生活垃圾的人均日产生量约为1~1.5公斤，所需要的配套需求是极大的，但园区所处的位置必须要适合。” 事 实上，中国绝大部分再生资源聚集地都位处城乡结合部，一些地区从事再生资源回收的企业与个体经营户相对聚集，从业人员互相带动，回收网络聚集了大量资源，俨然已经成为带动地方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 “安徽界首、浙江永康、安徽凤阳等地区再生资源行业产值已占地方经济总量的一半以上，成为一方百姓赖以生存的产业；其中界首市的再生金属、再生塑料产业2013年1~9 月在全市工业总产值和税收分别占比87%和82%，堪称一枝独秀。” 陈戍寅就此建议，现有分散、无序发展的资源再生企业群落可依托市场机制进行空间聚集，向国家城市矿产基地和资源加工利用园区转移。 “这种工业园区与城市配套的运营模式在欧洲已经非常地成熟——如法国，其优势也非常地明显。”他说：“首先都是在做环保，其次产业链非常成熟与完整、且政府大力扶持。如对于产业链最前端的生活垃圾，政府对其有大量补贴——中国的生活垃圾运费是80元/吨，这也是加速中国环保工业园区发展的一次契机。” 再生资源产业涉外发展状况回收利用再生资源与利用原生材料相比，节能减排效果显著。 按回收总量计算，2014年中国回收的再生资源可节能26349.75万吨标准煤，占全国总能耗量37.5亿吨标准煤的4.8%，同时可减少大量的废水、二氧化硫和固体废弃物排放；至2020年仅铜、铁、铝和铅再生便可以实现源头节能1.35亿吨标煤，减少二氧化硫排放185万吨，相当于对全国二氧化硫减排目标贡献13.4%。 出于环保考虑，近年中国商检机构对于进口再生资源的检查、包括开箱率等已经越来越为严格，由此造成包括通关成本在内的企业综合成本不断上涨，与此同时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上涨也极其迅猛。 但与此相对应的是，国际市场上相关产品的销售价格却在一路下跌，这对再生资源行业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几乎所有的利润空间都在被挤压。 事实上，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国民老龄化所带来的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当前中国劳动力成本已逐渐脱离发展中国家梯队而逼近欧美，加之土地、环保成本的上升，与周边及东南亚国家相比已无人力资源在内的成本优势；体现于再生资源领域的直观表现，便是面向中国的相关国际贸易在逐年减少。 “当前国际再生资源发展有两个变化，首先是之前向中国大陆投资的一些低端的项目正在向发展中国家如东南亚国家转移，而与这些低端项目相关的国际贸易也已经在从中国流失。” “其次是随着这种转移，印度、巴基斯坦、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柬埔寨等人力资源成本低、土地成本低、物流成本低、环保要求低的其他发展中国家将取代中国所丢失的市场及份额。” 陈戍寅说：“以废塑料为例，山东企业进口废塑料以塑料膜居多，浙江企业则是青睐工程塑料废料如ABS、PS等，但出于环保因素，目前国家限制、甚至禁止这方面的产能扩张，因此相关企业也势必要发生转移。” 此外还有些产品如线路板，既往是在香港中转、经越南走私海外，或从沿海地区广东、福建等地夹带走私出口，但近年也已经销声匿迹：“约三年前这些走私团伙已被海关总署联合香港警方打掉，这部分产能目前主要已经转移到越南、柬埔寨交界处，还有少量分散于越南、柬埔寨、泰国等地，相关的再生资源也已不再进入中国。” 就此他指出，当前中国的废塑料再生资源市场规模较高峰期已经减少了一半，有50%的企业业已出局：而这些在中国消失的‘量’基本是去了东南亚等地。 “我一直在关注国际端的这一块业务，基本上可以确定是与中国要擦肩而过了——这种低端的制造业已经大规模在往东南亚和印度这些国家转移，在这些领域中国的机会不多了。” 事实上，中国再生资源行业市场非常分散，竞争激烈且市场运行机制不够完善。行业企业80%以上为民营企业，其中民营小企业占比达到了60%以上，股份制民营企业数量占比为15%左右，但规模以上企业只有1200家左右。 陈戍寅表示，其实早在几年前便已经有很多的相关企业被转移到了南亚一些国家：“比如温州平阳一带的PP编织袋企业，基本上都已转移到越南的胡志明市与河内，也有去柬埔寨的；还有就是做得比较早的像PET的瓶、膜在马来西亚巴生港附近就有很大一块。” 相关数据显示，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已经在海外寻找土地成本、环保要求、劳动力成本相对比较低的地方去发展。 “如宁波大发公司的PPT项目很早前便于泰国设厂，现在又有一些中国企业直接在泰国当地回收资源并就地设厂加工；还有某些中国禁止的项目如医用X光片的回收利用，也设在了允许经营的泰国。” “马来西亚巴生港的中资再生资源企业成立最早的距今已有5年，近年来陆续又有塑料膜、PPT项目以及一些被中国所限制或禁止的项目落户当地，其中仅浙江慈溪籍的相关企业便有25家。” 陈戍寅就此特别指出，与越南相比，马来西亚的人口较少，因此还需要从其他国家如印尼、缅甸、孟加拉等国输入劳工；而菲律宾、印尼也都有一些来自中国大陆的废塑料相关企业，但规模都较小。 此外，其他类别如废五金类再生资源也有许多产品是中国当前所禁止进口的，如每月400集装箱冰箱压缩机便全部流向了巴基斯坦，同时还有其他非禁止类再生资源如铝质电线、铝塑板、电脑散热器等也大批量流向了巴基斯坦。 与巴基斯坦相邻的印度则偏好进口废铝制品，如铝轮毂、铝粉碎料等，中国在这个领域做的最强的是汽车切片，其成分中约含80%的铝，3~5%的黄铜、2~3%的紫铜、以及少量的铅、锌、橡胶等，规模最大的江苏怡球公司每月进口达1000个集装箱，广东大正铝业每月也有500集装箱规模。 但陈戍寅对此却并不看好：“我认为未来这个项目可能会留不住。汽车切片在中国主要依靠人工挑拣，但包括人工、土地等各项成本当前都已远高于印度及东南亚国家，而且中国的铝价为全球最低，各项因素累积后的综合效益，每吨与印度等国相差可达400~500元人民币。” 他就此指出，再生资源产业未来的走势本质上就是“成本之战”，但中国当前包括劳动力在内的生产成本已经涨到一定的瓶颈，而东南亚国家的综合成本则比中国要低很多，未来将对中国的相关产业构成严重的挑战。 “不仅国家层面对环保的要求越来越高，甚至有一些地方政府已经不愿意看到这种低端产业链的东西，所以中国的环保成本会很高。”陈戍寅说：“任何行业的竞争起本质都不外乎是技术之战、成本之战，但技术进步的目的也是要降低成本，因此归根结底还是一个成本的问题。” 由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共同发布的《2014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201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创下了1231.2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同比增长14.2%，连续3年仅次于美国、日本位列全球第三，对外投资存量8826.4亿美元，在全球分国家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排名第8，首次步入全球前10行列；对外直接投资与吸引外资仅差53.8亿美元，双向投资首次接近平衡。 截至2014年底，1.85万家中国境内投资者设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近3万家，分布在全球186个国家（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前20位的国家地区存量占总量的近90%，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流量为136.6亿美元，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11.1%。 美国是中国海外投资的最大接收国，其次在澳大利亚的累计投资也达到612.6亿美元。在亚洲区域，获得中国海外投资总额排名前三的国家分别是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越南。 据此陈戍寅认为，中国再生资源产业的战国时代即将来临，未来将是群雄争霸；但要想在这场鏖战中获得最终胜利，他的建议是战略上静观其变、战术上主动出击。 “从目前的大局来看，宜静不宜动。建议中小企业整合合作资源、低成本维持现状，最好是几家企业连横合纵共度难关——现在已经到了不抱团取暖就死路一条的关键节点。” “战国时代到了，外部环境越恶劣、企业就越需要抱团建立内部环境。我在对欧洲与中国反复比较的同时，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我们的差距在哪里？结论是中国企业缺乏系统化思维，中国人喜欢在某一个点突破。” 陈戍寅说：“我们需要合作来构建系统，每个组成单位都可以从上下、左右、前后的合作模块得到支持，可以做到低成本提升各自的能量——抱团的基础是有利、可执行。” 就此他指出，商业社会的核心在“利”，而“利”的核心在成本与附加值，成本的核心在技术、人、原料、产量等；而附加值核心在产品、在市场的供需及毛利润，在产品生命周期阶段：“要注重创造性、替换性、性价比等因素，提高技术及产品附加值，核心是在市场可接受的前提下提高毛利率。” 他强调，核心的问题仍然是成本控制，而决定成本的核心是投入与产出：“要众筹边际剩余产能，众筹潜在需求，达到收益最大化。” 陈戍寅说：“当前已经到了企业与企业之间按生态链组团，把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竞争上升到生态链系统与系统之间博弈的时候了。” “具体而言，单点专长企业需要与上下产业链企业分享技术及数据打通，从上下流的流程再造、上下流的合并，以及整体角度体现价值。”陈戍寅指出，基于这一观点，服务空间可以在全球范围考虑。 就此他认为，未来的中国市场会出现两极分化——掌握核心技术、又有大的订单在手的企业会越做越强，凭籍订单与技术而拥有比其他企业更强的降低成本能力，因此这些企业也将会越做越大。 而有鉴于此，与此相对应的其他企业为了要降低成本、增强竞争力，将产品相对量比较大的、对中国而言环保要求较高的那些低端的产业链向海外转移几乎已是其唯一的选择：“以海外的低价资源、结合第三国的低成本，企业应该还可以维系一段时间。” “从目前看，这些加工规模偏小的工厂其实已经是严重的过剩。因为总体的市场需求在下降，那么技术相对比较落后、实力不是很强的企业就不可避免的会遭到淘汰，因此可以先暂时停一下，以养精蓄锐、观望后市。” 就此他补充解释说：“在当前整个经济大环境都在剧烈波动之际，只有实力强大的公司才足以支撑下去；但小企业如果没有在夹缝中找到适合自我发展的商业模式与道路的话，未来的生存会越来越难。” “收回手臂是为了更为有力地打出拳头。这几年有可能赚不了钱，甚至也许还会亏一点钱，但是会赢得未来——几年以后形势好转，将可以更好地把握一个进入市场的机会。”陈戍寅说：“未来十年中国再生资源产业前途光明，但道路曲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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